哈工大报讯（俞大光/文）全国解放之初为了学习苏联教学，改造从旧中国接手下来的高等工业教育，我国高等教育部决定以哈工大为基地，尽快培训一批掌握苏联先进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青年教师。一部分用以组成哈工大新的师资队伍，以从苏侨教师手中把教学接替过来，改俄语教学为汉语教学，形成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另一部分输送到全国以起到学习苏联教学的桥梁作用。

　　这些受培训的青年教师来自全国各地。第一批是1949年11月从东北干部队派送来的青年干部和翌年春由沈阳工学院选送来的助教，共约40人组成第一届研究生。此后就是每年暑期从全国各高等工业院校青年教师中选派来的作为在职研究生，从全国高等院校理工科本科毕业生中招收来的有志于高等教育工作者作为普通研究生。从1950年起每年一届，到1953年招收第五届为止。这些研究生总共800余人，入学报到以后组成研究班，分班学习俄语，向拟新聘的苏联专家学习专业知识和教学方法，总共3年毕业，毕业后不授学位。毕业的在职研究生部分返回原派院校工作，部分经高教部批准短期借聘或长期调职到哈工大，与毕业的普通研究生一起充实哈工大的教师队伍。我就是被武汉大学工学院于1950年秋季派赴哈工大研究班学习，并于1953年秋季毕业后长期调职到哈工大的。这种研究生培训目标很明确，是作为新中国的教师来培训的，所以研究班的确切名称为师资研究班。

　　哈工大师资研究班1950年第二届招生时，武汉大学共派5名青年教师去学习，有土木系的王仁权、机械系的郭玉骅、化学系的李国材、物理系的胡昌国和电机系的我。我们5人一同前往，报到后未分系，而是按照报到先后依次编班。那届研究生共有200多人，编成共10个班，我们5人同在第8班，住房也被分配在同一寝室。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首先学俄语，从字母开始，用一年半时间达到基本上能读、写、听、讲的“四会”要求，并掌握适量的专业词汇。学完这一年半以后，学校将本届研究生重新按系编班，住房也重新按系和专业分配。我在电机系，跟随新聘到来的苏联专家学习。为了尽快学习专业，经过原派校系的同意，我选择了理论电工专业，跟随电机系最先聘到的第一位苏联专家В.Р.索科洛夫副教授学习。他是从莫洛托夫动力学院派来，指导理论电工和普通电工两个专业。从这些专业名称也可看出当时培养研究生是很明确以担任教师为目标的。

　　哈工大当时的课时体制是上午6节课、每节45分钟，课间休息5分钟或10分钟轮换。上午8点到下午1点零5分才完毕。下午还有4节课，所以一天的教学是很紧张的。学习俄语用的是5册学校自编教材，其中有些汉语说明和生词汉译。教师基本都是不会汉语的苏侨，我们第八班有两位老师，各承担一半课时。一位是马丁诺娃，主讲课文；另一位是彼得列万娜娅，讲课文正文后面附的内容、问句、练习等，她俩教学都很耐心。由于学校内部一切全用俄语，室外挂的牌子也只有俄语名称，因此我们刚到学校教学楼如同文盲，连洗手间也找不到。这样的环境逼着我们要尽快学会日常俄语。我们想方设法找住在当地的苏侨们攀谈，有个每天到我们住房里送奶的老奶奶，就是其中的主要对象。好在我们当时只有学习俄语这一项任务，经过一个来月的努力，都能基本适应下来，能够回答老师课堂上提出的简短问句。

　　到第二个学期，学校为我们每个班派了会话辅导老师，每周两次到寝室和我们作俄语交谈各一个多小时。来我们寝室的是阿布拉莫夫。我们班级自己也规定日常相互交谈只许用俄语，用这些方式来增加听说俄语的机会。我们也曾邀集一些同学去彼得列万娜娅老师家作过家访，以便学到些用俄语进行社交的能力。这时我们已经能用俄语陈述一些情节和讲述简短故事。到第二学年，我们班更换了主讲和助课老师。那位主讲老师的姓氏已无记忆，是一位断了右臂的男性老师；而助课老师是中国人，叫孙梦菊。这时由于词法和句法均已学完，我们已能缓慢地讲述较长情节。按系分班以后，我们电机系研究生每人借得影印的苏联教材《К.А.克鲁格:电工基础（第六版）》，一套上下两册，作为专业俄语教材。同时有一位年轻苏侨教师每周给我们上两次共4节课，那时我们已能听懂全用俄语的讲授内容。

　　不久苏联专家В.Р.索科洛夫到校，我们选定理论电工专业的4名研究生(钟祥礼、戴声琳、蒋卡林和我)就不再随班上课，转为直接跟导师索科洛夫学习。他指定我们中的3人和首届研究生龚正毅的学习任务是精读所借到的苏联教材，有问题向他定期提出以便他答疑，并合作将该教材译成汉语，以资出版，便于在国内推广。接此学习任务后，班级又从住房里腾出一小间作为我们4人写稿和讨论之用。我们深感要拿出的这个苏联教材汉译稿很可能被审定出版，然后将推荐全国高校作为向苏联学习本课程教学的教材，因此不比一般学习任务，影响面将很大，必须确保质量。为此我们约定，除执笔翻译者自校外应有2人各进行一遍校阅，第一遍是俄语校阅，旨在审校译文有无偏离原文文意之处；第二遍是汉语校阅，旨在审定译文是否流畅易读(汉语化)，在这两遍校改之后再由原译者考虑取舍，争议处由4人共同讨论。

　　由于4人中我年较长，资历稍深，被推定为组长。我们协商分定翻译任务后就开始工作。翻译首先得读懂原文，但这套教材涉及物理和化学微观分析的内容不少，往往难以读懂，请教导师也只能解决少数疑难。我们又充分利用各系研究生都住在近处的有利条件，找些学物理和化学的同学请教，获得比单听导师答疑更好的理解。这里化学系研究班的商燮尔同学曾给我们很多帮助。这样，我们的翻译工作就能够持续进行而不间断了。在我们紧张学习和工作期间，钟祥礼同学也接受了索科洛夫导师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参加另一本苏联大专用的理论电工教材的翻译，是曼苏罗夫和波波夫合著的。

　　1952年，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急需大量工程技术人员，高教部饬令哈工大开办机械、电机和土木3个专修科，学制两年。学制短，不能再学俄语，只能用汉语教学。学校就此准备将各个教研室的领导岗位从苏侨教师手中接过来。就这样，尚在研究班学习中的我们就要接手工作。我被任命为电工教研室代理主任，代理副主任是蒋卡林和柳焯。我们用翻译教材的形式学习专业，尽量将学习中的点滴体会以译者注的形式反映进去，以便收取审稿者和读者的批评意见。

　　1953年春季，是我在研究班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我工作最忙的一个学期。苏联索科洛夫专家为5年制本科班开出理论电工课程。我们作为他的研究生都必须随堂听课，而且各被分配在一个小班(约30人)担任辅导教学，包括承担习题课、实验课教学、批阅作业、答疑和学期末的复课辅导与考查考试工作。虽说翻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这学期龚正毅和我还要为专修科上理论电工课。我和蒋卡林、柳焯还要分些时间做教研室的组织工作。在此期间，索科洛夫为本科生讲课约两月以后，忽因夫人生病不能到课，临课之前电话嘱我代课，而我却处于无丝毫准备的状态，虽然有些胆怯，为免耽误学生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讲课。好在通过翻译，教材内容我已经掌握。用汉语讲课总会给学生带来方便，我的临时代课也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使我想不到的是这次临时代课却演变成为长期。那个班约150名学生3个学期的理论电工课有一个半学期是我去讲授的，我也深感从中得到了锻炼。

　　暑期将临时，我们理论电工专业的5名师资研究生面临毕业考试。考试由索科洛夫导师临时出几个题目，给时间让应试者拟出讲述该题的内容摘要，然后逐一登堂用俄语讲述，如同讲课一般。讲完后由导师提问进行答辩。虽然我们用俄语讲述和答辩未能做到语言流利，但总算能将思路和内容表达清楚，最后都获得了优秀或良好的成绩。3年研究班的学习结束，总的来说收获是不小的，俄语达到了 “四会”。这已为毕业后留在哈工大工作扫清了语言障碍，使我任电工基础教研室主任期间能够顺利地向苏侨实验员帕夫洛夫布置工作任务和交谈对话，在后来担任电机系副主任期间能够方便地与受聘来系的苏联专家们交谈工作。

　　在听与说方面，我感到比从初中到大学共学了7年但非集中学习的英语还强得多。在专业方面，我感到苏联5年制大学电工基础教材确实比新中国成立前一般大学本科用的英语教材要深入得多。我又结合译著、结合讲课和备课加深了体会，因此可以说在业务上也提高了一大步。这里我的体会有三：一是必须严于自我要求；二是应着重基本概念和物理概念；三是还要注意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后两方面也是我们导师一再强调的要求，因而给了我们很深的影响。这些与后来哈工大在一段时间内能成为全国电工基础课程教学的中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足的是我们基本上未受到科研能力的培训，这与当时的研究班是师资研究班有关，是出于当时对师资的迫切需要而办的，其性质与目前的研究生部有所不同。

　　（作者1953年师资研究班电机系毕业后留校，先后任电工教研室主任、电工基础教研室主任、电机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1962年4月调离学校，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专家委员会成员、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苏联专家正在指导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