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想现在马上去当兵？还是等着以后可能恢复高考时考大学？”这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后的1976年12月，我的高中班主任问我的话。至今记忆犹新。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40多年了。40年前国家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改变了国家的发展速度，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命运。我们参与了，也终身受益。当时的情景别说过了40年，再过40年也难以忘怀。

上面那个问题，是在我已经通过了征兵体检和政审之后班主任确认我意向时问我的。我当时不满19岁，一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不敢对当时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抱任何奢望，对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不知如何回答。班主任老师真是认真负责，看出来问我也没用，当天晚上就来家访，问我父亲同样的问题，并解释说，老师们觉得杜军学习还不错，如果有机会考大学应该能考上。

我父亲属于道慎保守型的知识分子，加之“文革”多年的磨难，可能不敢对未来抱太多的幻想，更何况恢复高考在那时还只是知识分子们的期望和猜想，最现实的情况则是若不去当兵只有下乡插队一条路。父亲便斩钉截铁地对老师说：“当然是去当兵，考大学的事还八字没一撤呢。”事后，父亲又町願我说：“老师再问这样的问题时你的态度要坚决，否则你一犹豫的话，学校可能就考虑别人了，现在大家都想去当兵竞争很激烈。”

就这样，我顺其自然地从长春市参了军，1977年1月11日启程，与30名同校和邻近学校的新兵一起乘坐了3天3夜的闷罐军车，来到了位于陕西省华县曾经有过鲁智深兵寨的少华山下的军营。部队不是普通陆军，而是隶属当时的国防科委（现在的线略支援部队），从事返回式侦察卫星测控回收任务的技术部队。当然，我的高中同学们也在半年后毕业，绝大多数都下放去了农村知识青年“集体户”。

1977年10月，真的如老师所预言，中央决定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最近翻阅当年在部队的日记本居然发现了当时自己记录此事的日记。1977年10月23日，我在戈壁滩酒泉发射基地参加卫星回收任务，看了刚刚送到的两天前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高等学校招生进行生重大改革》的报道，写下了如图的文字。

国家的这个决定给全国青年人带来了无限的振奋，而令我感到的却是后悔，因为部队规定新兵不允许参加高考，必须至少服役2年以上，还要经过部队同意。我父母也对我十分愧疚。记得1977年10月高考过后，家乡陆续传来同学和邻居中谁谁考上了什么大学的消息，很受刺激。后来家里又寄来了高考试题，我看了看，觉得如果我要参加也应该能考上。从此，只盼着能早日复员或者允许我参加高考。

幸运的是，我所在的部队是技术部队，比较重视学心习文化技术。干部中大学毕业生很多，包括后来任总装备部政委的迟万春上将是1968年哈军工（现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团的，那时任政治处主任。连、排级的技术人员中也有很多都是哈军工毕业的。这样的部队环境也很讲政策，对年轻人考大学也持积极态度。到了1978年4月底就给了我们这些1977年人伍的新兵参加高考的机会。记得我们的参谋长调侃地说：“你们报名考吧，如果你们运气好考上了，等拿到通知书上学时，也就差不多服役满两年了。”

虽然我们团整体是技术部队，但是我所在的连队却是运输保障连，只是开车修车。按我们部队的惯例，3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東后，新兵分配到连队先干一年余务，包括去农场种地、炊事班、司务长助理（负责买菜）和连队文书（负责收发文件和连队首长杂务）等。当部队领导通知我们可以参加高考时，也正是我一年的杂务期结束准备接受再分配工作的时候。为了准备高考，我没有要求去学开车，因而被分配继续做文书同时兼任仓库保管员。

当时部队允许战士参加高考，并不是随便参加，而是有名额控制，被允许参加高考的军人可以享受“六分之五”的待遇，即当时全国的改革措施之一：一周六个工作日中可以五天搞业务，还得保证一天政治学习。当时我们团只有4个参加高考的名额。为此，部队先在内部通过考试选拔。考试在1977年5月7日进行，三张考卷：语文、数学和物理化学。事后得知那是1977年黑龙江省高考试卷。考完了，卷子送到邻近的铁道部某工程局的附属中学批卷。被选上的前四名都是和我从同一中学参军的同学。

被选上后，我们兄弟四人每周除周六外，几乎天天在一起自学复习。1978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我们拿到了高考指南一看就吓住了，因为把我们学过的课程和高考复习大纲一比较，发现物理中的三分之一、化学中的有机化学、数学的解析几何都是我们在学校时没有学过的。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辅导班，也没有任何人能辅导帮助我们。唯一的“参考源”是长春的家长们不断邮寄来的高考复习参考资料。记得当时我们家也给不了我太多的资料，只是弟弟在我毕业的中学读高二，因准备提前参加高考而参加了学校的辅导班，偶尔给我寄来模拟考题之类。倒是我们一起复习的一个同学家里不断寄来的资料最丰富。我们兄弟4人不分你我，信息共享，互教互学。常常是午体时全团都午睡了，我们四人没有地方去，炎热的陕西夏天，挤在我保管的小仓库里，一边擦汗一边看书做题。每次家乡传来模拟试题，我们就尽快答完，再把结果寄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再回信告诉我们成绩，一个往返就得两个多星期。在家里人看来，我们差得太远了，估计能进录取线有个学上就烧高香了。

记得那一年是在高考前报志愿。我们周围也找不到人能商量，那时没有电话，和家里人通信往来也来不及，只好自己报了。那一年的报考专业没有现在这么多，登在报纸上一个版面就够了。记得每个考生可以报5个重点大学和5个非重点大学，各学校可以报两个专业。我当时很幼稚，不知道该报什么学校，虽然知道北大清华好，但是不敢往那儿想，所以我的原则就是离家近。对我从小就如雷贯耳的长春那些大学很熟悉，比如重点大学的言林大学、吉林工大、长春地质学院和非重点的东北师大、长春光机学院等等。结果自己首先选定了吉林大学和吉林工大。但是报到领导那里才知道，部队只允许报考我们需要的计算机、通信和遥测遥控三个专业。我找遍了长春市的大学都没有这些专业，只好在离家次近的哈尔滨找，发现哈尔滨工业大学什么专业都有。于是，第一志愿报了哈工大。其他志愿报了北京邮电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等被领导圈定的学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对哈工大一点也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从来没听说过。直至拿到入学通知书甚至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按照当时学界的评估哈工大是仅次于清华，与西安交大齐名的国内工科院校前三名之一，在东北三省是毫无争议排名第一的大学。真是庆幸只因为部队限制报考专业和我图个离家近竟歪打正着地报了一所这么好的学校。

终于熬到了7月6日，我们4人去8公里外的华县县城，在县一中（当时刚刚恢复为70年历史的传统校名为咸林中学）考场参加考试。学校大门口两侧门柱上贴着副对联：“万顷花海择锦绣，千里松涛选良杰”，让人看着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是人オ了，心里美滋滋的。校园里挤满了来自全县乡村城镇的上千考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像过去的那些进京赶考的小说或老电影一样的场面：农村考生头上围着发黄了的白毛巾，胳膊持着蜡染方中系成的包裹。有的人在考试前争分夺秒地再临阵磨枪而推平了包裹拿出了书本，露出的还有带着的干摸。

我的高考成绩既有自己付出的努力，也有平时的积累和当时的好运气。最终成绩公布下来，又是我们4人中的最高分。在当地的陕西省，好像算是高分了，至少我和一起考上的战友据说是当时南地区的第二、三名，也理所当然地被第一志愿的哈工大录取了。这个成绩让家里人很感意外，同时也释去了父母当年坚持让我去当兵的内心愧疚。

记得通知书送到军营时，我的战友和领导们比我还激动，因为当时哈工大寄来的通知信附了一封致新同学的信，介绍学校，介绍哈尔滨，让人读着心旷神怡。而我那时却陷于懊悔之中，没兴奋起来。原因是和我一起考上的战友被他报的第一志愿北京邮电学院录取了。跟他相比，我想到自己父母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自己也是在北京出生的，而这次却由于第一志愿而失去了在北京上大学的机会感到后悔。后来得知哈工大是如此好的学校，并且毕业时有幸考取了出国研究生，真是有点儿“塞翁失马”的感觉，这是后话了。

我在上学期间仍然穿军装，享受着战士的津贴和伙食费。本来毕业后甚至研究生毕业后应该回部队工作，但是考上了出国研究生，按教育部要求军人必须退伍才能出国，于是开始办理复员手续。原部队开始不同意我复员，说留学回来仍然可回部队，而哈工大却坚持如果不能复员就可能选别人出国。双方协商的结果，还是部队让步了，认为我能考上出国研究生不容易，不能因部门之争耽误了年轻人的前程。我的复员证上清楚地写着“因其考取出国研究生，准予退伍”。那时部队领导们的胸怀令人感动！

40年过去了，后来自己的人生道路还算顺利。大学4年顺风顺水，两次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标兵”，入了党，考取了出国研究生。1989年在日本大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做博士后和研究工作，4年后回国，经历了航天国企负责人、中科院研究生院教师、在华外资企业高管等，这一切都是从高考开始的。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很难想象我现在会在哪里。

而更值得怀念的就是为我这40年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哈工大、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

2018年6月于北京